十多年前，一部長達一百二十萬字的歷史小說《曾國藩》轟動了華夏文壇，同時引起了海外華人廣泛而強烈的反響。一時間，社會各界人士競相購買、閱讀、議論，廣播影視、報紙雜志等媒體從不同角度宣傳它，稱贊它的成功。掩卷之余，人們自然想到書的作者——唐浩明。
唐浩明何許人也?如此恢弘的《曾國藩》長篇巨著又是如何創作出來的呢?
從錦衣玉食的名家子弟，突然淪為無人照看的棄兒
唐浩明1946年出生在湖南衡陽市一個國民黨官員家庭，父親唐振楚曾任國民黨藍山縣縣長，1946年至1949年升為蔣介石的隨從秘書。后到臺灣，始為蔣介石“總統府秘書”，兼任“總統府”一局局長和典璽官。掌管“中華民國”大印和“中華民國”榮典之璽。后任國民黨政府“內政部”次長、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1978年入蔣經國“內閣”，任“考選部長”。1984年退休后，仍擔負“總統府國策顧問”、“中央評議委員會”委員。1949年唐振楚去臺灣途中，曾回過衡陽接家小。但因過于倉皇，只接走了當小學校長的妻子，而將三個幼小的孩子撇在老家。當時，唐浩明兩歲，姐姐四歲，哥哥六歲。兄妹三人從錦衣玉食的名家子弟，突然淪為無人照看的棄兒，其中苦楚，可想而知。年邁的伯父當時除了要承擔家庭出身和國民黨臺屬的政治壓力，還要承擔家庭子女多、經濟困難的壓力，所以，伯父根本無力對付這突然增加的三張小嘴。唐浩明的姐姐因經受不住失去父母雙親的精神痛苦和物質生活困乏的煎熬，不久就離開了人世。兩年后，伯父又忍痛把不滿四歲的唐浩明送給了衡陽城里一個姓鄧的剃頭匠為子，改名為鄧云生。唐浩明只是后來從事寫作的筆名和昔日的乳名。
身份改變的最大好處是唐浩明這個聰明好學的孩子有機會完成了從小學到大學的學業。唐浩明小時候就對文學和歷史有一種特別的興趣和志向。但高考時，他卻陰差陽錯地考上了華東水利學院，學的是水利測量規劃專業。大學第一年，他扎扎實實地學了很多基礎知識。可惜好景不長，一年后“文革”爆發。在一片動蕩中，唐浩明捧著從校圖書館借來的那套二十四史，度過了四年狂熱而無聊的光陰。1970年他大學畢業時，在“三學”(學工、學農、學軍)的風潮中他被分配到江西省高安縣一個勞改農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接到分配通知書前，唐浩明從未聽說過高安這個地方。他有個同屆畢業的湖南老鄉也一起分到高安，由于他要回老家結婚，便委托唐浩明把他的四大件行李帶到農場去。唐浩明把兩人一共六大件行李托運發往樟樹，自己先回衡陽老家住了幾天后才啟程趕赴江西。等他到達樟樹時，行李已過了領取日期，為此，唐浩明交了一筆在當時不算少的罰金——四塊八角錢。交了罰金辦完手續后，唐浩明身上只剩下一分錢了。而樟樹離農場還有很遠的路程。唐浩明這下真的急了。他找出自己在南京買的一雙新襪子，想把它變賣了換點路費，但并沒有人來做這筆生意。無奈，他只好向當地政府求助。有關人員幫他打電話到農場，得知農場有車到南昌接畢業生，中途經過樟樹。唐浩明喜出望外，趕緊帶上行李在馬路邊等。幾個小時后，他終于搭上車趕到了農場。
“生活的繁重和現實的殘酷，讓我從歷史的角度思考這個時代發生的種種變化。”唐浩明在高安待了近三年。1972年12月，他回到老家，在衡陽市水利局謀到一份工作。盡管他長年累月與測繪、圖紙、數字打交道，但他對文學的興趣仍然十分濃厚，尤其是對古典文學情有獨鐘。
苦心人，天不負。1978年，國家恢復了研究生招生政策。唐浩明非常興奮，他報考了華中師范學院中文系研究生并如愿以償地被錄取了。重新回到校園的唐浩明如饑似渴地扎到了書堆里。他學的專業是中國古代文學。1982年，他畢業后分配到湖南新成立的長沙岳麓書社當編輯。
唐浩明上班不久，正趕上岳麓書社首次爭取到編輯出版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古籍整體規劃的“六大全集”任務，書社領導經過慎重考慮，決定委派唐浩明負責《曾國藩全集》的編纂任務。書社同時決定首先出版《曾國藩家書》一書，并為此專門召開了編委會會議。會上，唐浩明疑慮重重地說：“曾國藩是反動人物，出他的書有人喜歡嗎?”唐浩明當時對曾國藩的認識也僅限于此。
但是隨著編輯工作的逐步深入，唐浩明對曾國藩的認識產生了飛躍，他很快全身心地投入到《曾國藩全集》的編輯工作去了。
十年蟄伏，一舉成名
歷史知識淵博且又年富力強的唐浩明，編輯《曾國藩全集》一炮走紅，新書一上市就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為岳麓書社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不久他被破格晉升為副編審，而后又被提拔為岳麓書社副總編輯。
唐浩明每每談到自己精心編纂的這部全集，總是深有感觸地說，縱觀曾國藩的一生，不論在何時何地，也不管戰事、政務如何緊張，曾國藩都不忘讓身邊的文書將他自己親筆寫作的所有奏疏、書信、詩文和日記錄成副本，并派專人按期送回老家湖南湘鄉(今歸婁底市雙峰縣管轄)荷葉塘保存。他死后，這批文書材料就成了曾家的傳家寶，世代典守，秘不外示。土改時，有人主張燒掉，但當時主持湖南省文物工作的人很有頭腦，將這批材料保存起來，并送到長沙，藏于湖南圖書館。這樣，這批材料又在塵封中默默地度過了三十余年。當由唐浩明整理編輯的二卷本《曾國藩全集·家書》出版后，立即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的關注，美國《北美日報》稱其出版標志著中國文化禁區的突破，“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國發射一枚新的導彈或衛星相比擬”。在唐浩明的辛勤主持下，《曾國藩全集》一冊冊地編輯出版，到1995年，一千五百萬字三十大冊全部出齊。
為了編好《曾國藩全集》，唐浩明找來了過去出版的幾乎所有研究曾國藩的論著。唐浩明風趣地說：我和曾國藩打了十年的交道，進行了十年對話。我和他可謂知心了。因此，我自信我是最了解他的人。正是對這一千五百萬字曾國藩資料的閱讀、詮釋、研究、整理、編輯、出版，唐浩明才得以從政治思想、學術思想、人才思想、美術思想等方面對曾國藩進行全方位的了解，發表了十余萬字的論文。其中《曾國藩對人才的重視與知人善用》一文被中共中央組織部選為全國首次人才研究會論文，而另一篇論文《曾國藩非漢奸賣國賊辯》更是語出驚人，發表后立即被美洲《華僑日報》摘要刊登。
在研究、編輯、出版《曾國藩全集》的同時，曾國藩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誘發了唐浩明濃厚的興趣。身為文學碩士的唐浩明，一直為曾國藩逝世一百多年以來，沒有一本以他為主人公的文學作品問世而遺憾，他決心填補這個空白。于是，“千古罪人”和“一代完人”從一個抽象的歷史概念變成一個活生生的人，從發黃的故紙堆中走出來。一部寫曾國藩出山的五萬字的中篇小說應運而生了。
1987年夏天，唐浩明托人將自己精心撰寫的這部中篇小說交給時任湖南文藝出版社大型文學期刊《芙蓉》的編輯部主任朱樹誠。老朱讀完小說后，欣然約作者一敘，他發現唐浩明對曾國藩的理解、把握之深刻，非一般人所及。朱樹誠覺得這樣豐富的素材，僅一個中篇太可惜了，他建議唐浩明擴展成一個長篇來。兩人一連暢談了三天，內容涉及大到小說的整體構思與框架、人物的藝術處理、小說的出版，細到小說開頭、結尾的構思和布局。
從這之后，唐浩明開始了長篇小說創作的艱辛歷程。為了一心一意寫作《曾國藩》，他于1988年毅然辭去了岳麓書社副總編輯的職務，之后又婉言謝絕了領導要他出任總編輯的好意。他每天把自己關在書房里，看書、構思、寫作，別無雜念。星期天、節假日，他都用上了；走親訪友，游玩聚會，他全都放棄了。春去秋來，寒來暑往，窗外的梧桐樹葉何時綠了、黃了、落了，他全然不知……
1988年，長篇小說《曾國藩》第一部《血祭》近四十萬字終于完稿。然而，在申報選題時，有關方面認為出版以曾國藩為主人公的書，不太適宜，選題未獲批準。為此責任編輯多次“抗疏”。但一直拖至1989年下半年，小說的出版問題擺到了湖南省新聞出版局新黨組的面前。局黨組破例傳閱了書稿，最后拍板同意出書。
當時，臺灣黎明文化公司得知了這個消息，也要求出版此書。早在1985年黎明文化公司就重印過《曾國藩全集·家書》，這之后，他們多次尋求機會與整理編輯者聯系。當得知唐浩明寫出了曾國藩的歷史小說后，立即上門索稿。唐浩明請人以繁體直行的書寫方式將書稿謄抄一遍，托回湘探親的臺灣親友帶過海峽。
1990年是唐浩明值得慶賀的一年。這年11月，小說《曾國藩》第一部《血祭》在海峽兩岸同時出版。這是兩岸同時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而唐浩明成為兩岸同時以原稿排印出書的第一人。1991年年初，《曾國藩》二、三卷也先后脫稿。這時，唐浩明應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之邀，赴法講學一年。他將兩部厚厚的書稿交給責任編輯朱樹誠，便興奮地飛往巴黎，第一次走出國門。
誰知，到法國才三個月，唐浩明便接到老朱的來信，要他趕緊回來修改《曾國藩》二、三卷書稿。老朱在信中說：“命運給了你一個舞臺，一個大顯身手的機會，可以做匆匆過客而下場，也可以演一出威武雄壯的史劇，希望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老朱一連三封信，令唐浩明再也坐不住了。他毅然回國一頭扎在書稿里。1992年4月，小說《曾國藩》二、三部《野焚》、《黑雨》相繼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和臺灣黎明文化公司出版。
十年蟄伏，一舉成名。然而，當榮譽與鮮花撲面而來的時候，唐浩明卻很平淡地說：“《曾國藩》是時代的產物。時代給了我厚愛，如果不是在改革開放的盛世，我不可能深刻認識曾國藩，更不可能寫出這部小說。是時代開拓了我的視野，也給了我創作和出版的機會，至于個人的努力，實在微不足道。”的確，時代給了唐浩明機遇，可貴的是，唐浩明成功地抓住了這個機遇。
給《曾國藩》一個準確的文化定位
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有重大影響的人物，一生頗具傳奇色彩。他出生農家，家境并不富裕。祖祖輩輩與功名、官場無緣。但他二十八歲就中進士入翰林院。十年間連續七次升遷，三十七歲獲得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后來在鎮壓太平天國的腥風血雨中屢立戰功，屢獲升任，封一等毅勇侯，躋身卿貳，這在清代湘籍人物中，是獨一無二的。曾國藩是清廷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頭號“功臣”，又是以儒學為主體、理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近代史上許多政治領袖人物都受過其深刻影響。毛澤東青少年時代就十分推崇曾國藩，而蔣介石更是將其奉為楷模。
曾國藩又是中國近代史上爭議最大的歷史人物。一百多年來，人們對他的評價有著天壤之別。他在世時就兼有“曾剃頭”的綽號和“中興第一臣”的桂冠。他死后，褒者把他捧上了天，認為他的道德文章、學問功事達到了頂峰，譽為“治世能吏”、“國家股肱”、“曠代之奇才”，是“千古完人”、“一代楷模”。貶者卻把他打入地獄，斥之為“亂世之鬼梟”、“罕見之酷吏”，是“漢奸、賣國賊、劊子手、虛偽的假道學、民族的罪人”。
唐浩明選擇這樣一位人物做小說的主人公，是需要勇氣和魄力的，不能不說是歷史小說創作的大膽突破。因為長期以來，歷史小說大多是寫那些史有定論、可供后人效仿的英雄豪杰。
《曾國藩》創作的最大難點就在于對曾國藩這個人物的把握。人物如何定位?唐浩明認為，曾國藩這個人物既不是什么圣賢完人，也不是什么十惡不赦的罪人。他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充滿深刻悲劇內涵的人物，他的悲劇在于他自己的理想與他所處的時代的矛盾。他生在一個千瘡百孔、行將就木的腐朽王朝，而他卻幻想化腐朽為神奇，重建周公、孔孟偉業。這就注定了他只能扮演一個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悲劇角色。其信仰愈堅定，才干愈突出，悲劇色彩就愈濃重。
唐浩明認為，曾國藩是吮吸中國傳統文化乳汁而成長起來的封建士大夫，他嚴格按照中國儒家文化來規范自己、鑄造自己。他一生進取、愛國、慎獨、嚴于律己，正是中華傳統文化積極的一面。而他的忠君、循禮；為了政治目的，不惜動用一些陰謀手段；為維護腐朽的封建統治，殘酷鎮壓農民起義……又是其負面的東西。中華傳統文化的這種兩重性，反映在曾國藩身上便是兩面性。以往論者多習慣于從政治上或道德上給他定位，既不能深刻探尋人物的本質，又難免失之偏頗。唐浩明獨辟蹊徑，將曾國藩定位于文化層面，還曾國藩的歷史本來面目。他用全新的眼光來審視曾國藩這個中國近代史上極具代表性的人物，把曾國藩置于血雨腥風的19世紀中葉的歷史背景下，從文化的層面來塑造中國近代史上這個充滿悲劇內涵的人物的藝術形象。既不避諱曾國藩知人善任、堅韌果斷的政治才干和孜孜不倦、儉樸勤勉的書生本色以及雄才大略、舍己為公的中興名臣形象的一面，又深刻地揭露了他陰險虛偽、冷酷殘忍、機巧權變乃至殺人如麻而獲“曾剃頭”的惡謚的一面，使“天使”和“惡魔”兩個完全不同的面孔令人信服地統一在“曾國藩”這一藝術形象上，從而超越了比較狹獈的政治評價和那種非甲即乙的簡單的道德評判。
《曾國藩》：一種奇特的文化現象
《曾國藩》的編輯、出版是一種奇特的文化現象，也是中國當代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話。在純文學作品頗受冷遇的市場環境中，一部長達一百二十萬字的長篇歷史小說《曾國藩》卻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市場搶購熱潮，受到社會各界普遍喜愛。小說自1990年年底陸續出版以來，湖南文藝出版社先后印刷了十五次，達七十一萬冊之多。臺灣黎明文化公司和香港天地圖書公司也先后出版了直排中文繁體版本。一時間，這部歷史小說成了中華大地的熱門話題，不少報刊也紛紛發表評論。1994年3月，湖南省當代文學研究會還舉辦了一次小說《曾國藩》的專題討論會，一時好評如潮。
特別不同尋常的是，此書引起海峽兩岸政界高層人士的關注。1993年12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來湖南參加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活動時，就問及這部小說的有關情況。剛到任的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王茂林將此書送給江總書記。江總書記在回京的路上就看了起來，回京后，又委托秘書給湖南方面打電話，贊揚這部書確實寫得好。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在百忙中翻閱此書后也稱贊作者做了件好事，1994年9月他還說：“《曾國藩》寫得好，我在看第二遍。有時間我會和作者直接聯系。”湖南省委原副書記孫文盛調任山西省省長時，給山西省委、省政府領導帶去的見面禮，即是二十套《曾國藩》。當時社會上流行這樣一句話：“從政要讀《曾國藩》，經商要讀《胡雪巖》。”
《曾國藩》在海外引起的反響更是始料不及。此書一出，在新儒學盛行的港臺地區、東南亞及北美華人社會，引起了巨大轟動。特別是在臺灣，《曾國藩》熱更加高漲。1993年年底至1994年春，作者唐浩明應邀以學者身份赴臺灣參加在臺灣舉行的曾國藩逝世雙甲子學術研討會。唐浩明在會上以《曾國藩的生平與功世》為題作了長達一百分鐘的演講。九十四歲高齡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原“行政院長”李煥、原“考試院長”孔德成等一大批政要顯貴都端坐臺下，自始至終聽完了唐浩明的演講。會后，陳立夫還特意贈給唐浩明“年青有為”的條幅。一本普普通通的歷史小說，竟把兩岸的距離拉近了，這既是兩岸文壇的盛事，也是兩岸政界的趣事。這可說是中國文學史上少有的現象。
唐浩明深有感觸地說：“曾國藩具有傳奇色彩的經歷，再加上這又是第一部以他為主人公的作品，固然是該書吸引人的原因之一，但兩岸以同一部書稿同時出版，并且引起了如此強烈的反響，主要是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認同。如果沒有共同的民族文化淵源、共同的民族血緣關系，具體來說，如果曾國藩這個歷史人物對我們沒有共同的影響，這種現象的出現就缺乏文化前提。從某種意義上說，小說主要是宣傳中華民族文化。因而海外華人特別感興趣。這是值得深思的，說明中華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深厚感情，表現在文化的認同上。”
只有事業才是不老青山
當《曾國藩》聲名鵲起之時，對于近知天命之年、飽經生活磨難的唐浩明來說，雖然成功來得晚了一些，但能有如此成就者畢竟是鳳毛麟角。當時中國正處于改革開放初期，海外關系很時髦，許多人都想借此漂洋過海，做淘金發財夢。有人勸唐浩明去臺灣，或者經商發財或者繼承父輩遺產。當時，中國臺灣以及在國外的親人確實也對唐浩明頻頻發出信號。對此，唐浩明顯得十分淡泊。他常說：錢財、名利都是身外之物，好比天上的浮云，風一吹就散了，只有事業才是不老青山。
唐浩明沒有為錢財、名利所動，他一直在默默地辛勤攀登著他鐘愛的歷史小說這座巍巍青山。
又是一個十年，唐浩明的長篇歷史小說《楊度》、《張之洞》相繼問世，與《曾國藩》一同組成輝煌的“晚清三部曲”，成就了他寫作事業的巔峰。他的作品先后獲國家圖書獎、姚雪垠歷史小說獎。2002年，年近花甲的唐浩明走馬上任湖南省作協主席兼岳麓書社編審，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和國家有特殊貢獻的專家待遇。他因此成了文學湘軍的領軍人物。
唐浩明常說：“如今中國很多作家都在渴望著諾貝爾文學獎，沉不下心來寫作，在我看來，對中國作家而言，比這個獎項更重要的是：創作的精神產品能夠成為中國文化長河中的一滴水。這才是真正的成功。”
現在，年過花甲、功成名就的唐浩明，像往常一樣，依然天天上班，在他家或辦公室的斗室里看書、寫書。有記者問他有沒有想過換個什么地方?他淡淡地說：我覺得這里很好，能做出一番事業。
據說，唐浩明很敬重譚嗣同，有意為這位“我自橫刀向天笑”的最富犧牲精神的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立傳。
人生苦短，唐浩明打算就這樣一本一本地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