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西安遇上湖南，出版湘軍與這塊匯集十三朝風雨的文化沃土間會擦出怎樣的火花，成為了整個文化圈關注的話題。
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以下簡稱為“書博會”）開幕之時的“媒體見面會”，是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總編輯，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董事長龔曙光與媒體記者們的“年度之約”?；蛟S是因為本屆書博會的舉辦地、古都西安文氣“超標”，讓這場“約會”在產業的洞見和趨勢的研判之余也多了幾分風雅的余韻。談笑間，龔曙光旁征博引、妙語連珠，話題在塞納左岸與澧水河畔間跳躍，使人一睹這位當代文化產業領軍人寬廣的視野與深厚的文化功底。
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總編輯，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董事長龔曙光
作為作家、觀察者的龔曙光是開放的、跨越式的，而作為出版人的他又是堅定而執拗的。在他的帶領下，中南傳媒在十余年里恪守主業、苦耕原創，讓出版湘軍的形象變得更加豐滿和立體。
“湖南出版真正的‘敢為天下先’，是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出版業剛剛恢復時前輩們定下的宏偉戰略：立足湖南、面向全國、走向世界，這是湖南出版最根本的戰略?！痹诳偨Y中南傳媒取得的成績時，龔曙光如是說。他也坦陳，“一個戰略能夠用40年的時間來踐行，是很不容易的”。
一位“老新人”作家的原創論
出版湘軍的赫赫戰績令行業的許多固有成見不攻自破：出版主業是不是不賺錢？是不是精品只能靠引進作品帶動？對此和原創死磕了十余年的龔曙光的答案堅決而有力：堅持、用心，自會有其收獲。
不信看一看出版湘軍帶來書博會的產品吧：從深度解讀中國道路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路走來》到塑造國人靈魂圖譜的《幸福街》，從蔚為大觀的10卷《王琦全集》到究天人之際的《十問：霍金沉思錄》……中南傳媒領銜的湖南展團攜近3000種精品圖書亮相西安，其中2018年1月后出版的圖書達到70%以上。
身兼出版人與作家雙重角色，讓龔曙光對原創有了更新的理解。這次突破藩籬的體驗賦予了他審視文化產業全新的視角，也使他對文化審美的流變有了更為通透的認知。未來原創的方向未必是單一的，究竟哪些作品才能真正經受住讀者和時間的考驗？讓我們來聽聽龔曙光的洞見。
龔曙光：感謝各位朋友再一次參加這次見面會，這個約定已經持續十多年了，我和媒體之間能夠保持這一種持久的友誼，說明大家始終把我當作一個媒體人來看待，也說明出版業依舊是媒體關注的焦點。
今年的書博會在西安這座中國最古老的都市，也是世界上歷史遺存最豐富的城市舉行，對我也有一種別樣的感覺。西安一直是一座令我敬仰的城市，走進這座城市，就是在貼近中國歷史最光榮的那片土地，就是感應中華文脈最激越的跳動。書博會能夠在這樣一座文化古都舉行，對于思考傳統中華文化如何在新時代的傳承和發展是有特殊意義的，對于檢驗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讀者中的傳播率也是有特殊價值的。
我相信，我們和同行的圖書產品，在西安這樣一塊市民閱讀的試驗場里，一定會得到最嚴格的檢驗，這場檢驗的結果對于我們未來做圖書，對于我們如何在當代讀者中激活中國傳統文化，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記者：最近一年間，您的散文作品《日子瘋長》和《滿世界》先后上市，引起了文壇的關注。您是如何看待作家這個身份的？它對于您所從事的出版工作有何意義？
龔曙光：在我看來，是否有能力、有機會切身體驗當代文化創造者的心態，以及當代文化創造者和文化傳播機構、作者和編者之間的那種微妙而又魅力無窮的關系，會給一個出版人，給一個文化產業的負責人帶來很多不同的意義。
任何一本書都有三個站位：讀者站位、編者站位、作者站位。缺掉其中任何一個，對一本書的判斷就可能不準確。所以對我而言，創作不僅僅是我個人文學的一種追求，更是我作為文化企業管理者必須體驗的一門功課。希望通過這種我可以做，別人未必能做，我愿意做，別人未必愿意做的創作，能讓我自己對于文化產業的理解變得更多元、更深層。
媒體見面會由中南出版傳媒集團總編輯劉清華（左）主持
記者：您曾說“作為出版機構最核心的產品、最主流的追求，無外乎'精品'二字” ，我們也注意到中南傳媒今年四月舉行了“書寫新時代”原創精品新書發布會。精品和原創對于中南傳媒而言意味著是什么？本次書博會上，中南傳媒又為讀者帶來了哪些原創作品？
龔曙光：中南傳媒一直把做原創、出精品作為自己的追求。這倒不是中南傳媒所獨特的追求，而是世界上任何一個有擔當、有情懷的出版機構必須肩負的責任。中南傳媒說了，有的機構沒說，沒說不意味著不做，他們可能默默地在耕耘，這些人我們很敬仰。有些人不敢說，可能是因為能力有限，不敢承諾。在這件事情上，中南傳媒希望自己敢說，也希望自己能做。
中南傳媒重視原創和精品，根源在于我們的定位——做最好的出版機構。我們的體量已經這么大了，在中國出版界排在很靠前的位置，在世界上也有一些影響。如果這樣一家機構不把原創和精品作為自己的追求，我們會覺得丟了這個行業的臉，甚至辱沒了這個時代。所以盡管很艱難，我們還是要堅持這樣的追求。
原創這件事我們做了十多年，也推出了不少好作品。一個文本，無論是虛構的還是非虛構，不經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時間淘洗就去斷定它是一部精品，其實風險很大。我們現在能說的是，這些作品賣得都很好，受到當下讀者的關注和喜愛，并且獲得了許多主流獎項，這也從一個方面表明我們對原創的堅持還是有些成效的。
從這些標準來看，我認為今年中南傳媒還是帶來了一些有可能在未來被認定為精品的原創作品。比如湖南美術出版社最近推出的《王琦全集》。王琦是中國美術史上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他還是一個不太通俗的藝術家，和齊白石這樣的大藝術家相比，他可能還要更高蹈一些。在編美術大家全集這件事上，我認為湖南美術出版社應該是遙遙領先的，現在中國真正的大美術家的全集，還是以湘美版的居多。作為這個序列里面很重要的一位藝術家，王琦的這套書應該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今年我們還帶來了大量原創的社科類圖書。以前我們在談原創的時候，常常會把范圍局限在文學藝術里，其實社會科學領域的原創是文化原創的基礎。大家想一想，如果德國沒有康德、黑格爾這樣一批哲學家，英國沒有像亞當·斯密這樣一批政治經濟學家，法國沒有像伏爾泰、盧梭這樣一批思想家，他們的文化也不會取得今天的地位。這次我們帶來了不少社科圖書，有一些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有一些在試圖建立自己的體系。我認為，在這個領域中，任何一點細小的進步都值得鼓勵，因為在社科領域做原創會有更多的困難和更大的壓力。
在文藝類里，我們今年推出了一批帶有歷史性質的文學題材作品，包括馬伯庸的新作《顯微鏡下的大明》。馬伯庸也是一位與中南傳媒共同成長的作家，他個人的寫作重心轉到歷史領域后推出的作品全在我們這里。根據他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最近在熱播，而這部新作也同樣精彩。我認為，這一類原創作品的走紅，正在開創歷史書寫的新時代。
過去歷史小說的書寫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魯迅先生和姚雪垠、二月河、孫皓暉等作家為代表的傳統歷史小說，一類是網絡時代僅把歷史題材作為描寫素材的“戲說”。應該說從馬伯庸開始，一種獨立于兩者之外新的歷史寫作正在形成。這種寫作的特點是提煉、放大歷史的細節。這些細節極具真實性，它破除了傳統歷史小說把歷史歸于邏輯所帶來的沉悶感和厭倦感，帶來了持續的誘惑性和可讀性；同時，作者打亂了傳統歷史小說或者歷史敘述的關系，把歷史細節放到一個比較大的時代背景上。比方說在秦朝，一把刀的打磨可能就是一個非常不起眼的細節，在司馬遷的筆下很難進入文本，但有作家寫道：秦王朝之所以能夠統治中國，就是因為某一個工匠在一個很特別的時點上發現了刀劍更好的鍛造方式，決定了秦王朝軍隊可以所向披靡。這類小說在放大歷史細節的時候，也是一個重新解構和闡釋歷史的過程，如果你熟知這些歷史，你可能會覺得作者表達很有趣，喚醒你對歷史閱讀的快感。
記者：在本屆書博會上，中南傳媒帶來了《無限接近自然》等國外作家的作品，這是國內出版機構直接策劃國外作者原創內容的一次嘗試。這一類作品是否也應當被視為原創作品？
龔曙光：原創作品只能由中國作家創作？對于這個問題，中南傳媒也帶來了不一樣的回答。過去，我們都是在國內找作者，而今天我們已經開始在全球物色作者。浦睿文化出品的《無限接近自然》就是這樣一本書。他的作者是越南著名的建筑師武重義，此君做建筑不是為了評獎，不是為了給人拍照好看，而是把他對于佛理的理解、對于人生的感悟完全表達在建筑上。這本書完全由中南傳媒組稿策劃，并會在全球很多國家出版，我讀過這本書，相信很多讀書人都對其愛不釋手。
《無限接近自然》不僅是一部獨到的作品，也代表著中南傳媒原創戰略的突破。它證明了我們有能力在全世界尋找作者，按照我們的編輯意圖來進行創作，再把做出的書輸送回國際市場上。這一類的圖書既代表了我們的文化觀念、出版觀念、審美觀念，同時又利用了作者在本國的知名度，使最終形成的產品可以更好地在國際社會傳播。我甚至認為，這種模式可能成為文化“走出去”的一條新通道。
《無限接近自然》是中南傳媒一次直接策劃國外作者原創內容的嘗試
一位“非典型”湖南出版人的出版觀
對于出版行業而言，“無湘不成軍”的俗語似乎顯得格外準確。改革開放以來，憑借 “敢為天下先”的遠見和膽識，一代又一代的湖南出版人一次又一次驚艷著讀書人的眼球。從轟動全國的《曾國藩》到打開精神之窗的《走向世界叢書》《第一推動叢書》，再到皇皇巨著《歷代辭賦總匯》《延安文藝大系》，湖南出版人用自己的足跡留下了文化傳播的路標與歷史傳承的印記。
從“能吃辣椒會出書”到“催生創造，致力分享”，龔曙光見證了“出版湘軍”的另一段輝煌，在他執掌中南出版傳媒集團的十余年里，這家老牌文化國企真正變成了一艘航空母艦，創造了文化體制改革的“中南傳媒模式”，也注定成為了這場浩蕩征程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盡管龔曙光對自己身上“耐得煩，霸得蠻”的湖湘脾性絲毫不加掩飾，他仍認為自己是一個“非典型”的湖南出版人。他的特殊源于其角色的多變和經歷的另類，這也使他對于出版人的角色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如何描繪“出版湘軍”的精神底色？技術高速變革的未來，出版人應該何去何從？龔曙光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記者：湖南有句俗話叫“無湘不成軍”，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湖南出版鑄就了一個個事業高峰。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您覺得湖南出版人的哪些素質是成就這些輝煌的關鍵?
龔曙光：“無湘不成軍”，是湖南出版界的一個口號，也可以說是一句“牛皮”。它其實只是我們自己的一個愿望，希望湖南出版能夠像當年曾國藩、左宗棠帶領的湘軍一樣，成為中國出版業一支重要的方面軍，至于是否達到了，只有讓讀者去評判，我們自己沒法判斷。
湖南出版人有些什么樣的特質這個問題并不好回答，就好像非要說湖南人與鄰近的湖北人、四川人有多大的區別一樣，其實說不上，這些都是媒體為了新聞好看制造的話題。但既然你提出來了，我還是努力作答。
第一，湖南出版大體上還是集中了一批文化人，他們具有文化人的品行和品質，他們的職業就是干文化的，而不僅僅是喜歡讀書編書這么簡單。
湖南的文化人有什么特點呢？追溯湖南的歷史，這片土地上很早就有原住民生活，湖南流傳至今的鬼文化、儺文化和巫文化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在天人的關系上是比較悲愴的，不高調的。而湖南的另一種文化源頭是謫貶文化，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屈原和賈誼。這些被發配到這塊蠻荒之地的人，為湖南帶來了中原文化中最高級的部分。他們個人的經歷與這塊土地歷史上的悲愴結合，開創了湖南別具悲感的文化。情懷是湖南文化的一種源頭，而且不是為情懷而富，不是為情懷而貴，而是為情懷而悲。范仲淹沒到過洞庭湖，居然也能寫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就是他看到了湖湘文化的源頭跟中原文化的結合點，那便是因情懷而悲。所以說湖南最大的特點，可能就是比同時代的其他地方更多了點擔當和情懷。所有出版人都有情懷，但我還是認為湖南出版人因其文化的源流而更具情懷。
第二，湖南人沒有什么獨特資源。作為出版來講，資源遠不如北京、上海、南京，當然也不如西安豐富。在資源并不富庶，而自己又有情懷的情況下，必然會逼著湖南人另尋出路，這就是湖南人的“敢為天下先”，翻譯成更通俗的話，就是“被逼得膽子大”。沒有辦法，只能膽子大。
但是膽子大，也可能會支付成本。湖南出版不是沒有支付過成本，改革開放初期，我們也曾因為太“前衛”受過罰，但這只是“敢為天下先”的支流。我們真正的“敢為天下先”，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出版業剛剛恢復時前輩們定下的宏偉戰略：立足湖南、面向全國、走向世界，這是湖南出版最根本的戰略。我們這些后輩們，也提出了很多的戰略，但所有的戰略，都還是在前輩這個大的戰略下設計的。在今天，中南傳媒在湖南省內的收入只占到總營收的50%左右，這在地方集團中是很少見的。這說明我們的“面向全國”是實實在在的，既面向全國的讀者，也面向全國的市場。
我們的“走向世界”也是實實在在的。除了每年有三百種左右的圖書進入全球主流出版市場之外，我們的國際投資在各大出版集團中也有一定領先性。這些年，中南傳媒在國際舞臺上一直努力通過自己的形象來塑造中國出版的形象。這樣一種所謂的“敢為天下先”，是祖宗們給我們定下的戰略，至今我們仍在持續執行。一個戰略能夠用40年的時間來踐行，也是不容易的。
第三，湖南出版之所以這么有延續性，也是因為省委省政府很尊重文化人，很尊重出版這個行業的規律性。直到今天，湖南省委對湖南出版集團主要班子成員文化素養的要求都是很高的，這一點保證了湖南出版始終在尊重出版行業、尊重出版規律、尊重出版人才這“三個尊重”的原則下來選干部，這不是每個省都能做到的。這也是湖南之所以這些年在全國有一定地位、在世界有一定影響的重要原因。
在2019年世界讀書日，中南傳媒用一場“書寫新時代”原創·精品圖書發布會回應了時代對好作品的需求
記者：在當今的時代大潮和媒體環境下，您覺得出版人應該再培養哪些新的素質，才能夠跟得上這個時代的發展？
龔曙光：最重要的一點是堅信內容為王。我們這個時代很多人是不大堅信內容為王的。大家看我的很多采訪，有時候我說內容為王，有時候我說內容不為王，其實我有自己的認識。我認為平臺還沒有長成時，平臺的競爭格局還沒有定型時，平臺為王；平臺的競爭格局形成了，通路的競爭版圖確定了，內容為王。所以在互聯網發展的早期，我認為平臺為王；在互聯網成熟之后，我從來都說內容為王。接下來的時代我仍堅信內容為王，因為只有內容為王，才會不斷產生新的頭部產業。
伴隨著以5G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進一步產業化，內容為王，尤其是優質內容為王，一定會持續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我認為，技術越是發達，我們做內容的人愈要堅持“內容為王”，這一點如果你搞錯了，可能就失去了機遇。
第二，我們要具有內容產品化的能力。一個寫作者固然可以寫一手好文字，但你寫出來的東西會不會被這個時代的受眾所喜歡？這還是一個產品化的問題。而傳統出版人在如何適應互聯網時代的用戶需求和體驗方面缺少準備，這是個大問題。過去很多人覺得數字出版就是把紙質書放到網上去，現在大家已經認定不是了；語音出版這幾年的快速發展也已經證明了，一堂互聯網的文化課和一堂傳統講座是不一樣的，一堂傳統講座不是一個標準化產品，但一堂互聯網的課就必須在時長、節奏、包袱等各個方面做到精細，做成標準化的程序，還要根據不同的產品類型、不同受眾、不同平臺而有變化，這是我們傳統出版人必須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所以，傳統出版人要有緊迫感，不然你根本做不了互聯網時代的內容。我說“內容為王”，是指內容可以為王，但不是內容必定為王。內容只有產品化，適合新技術、新體驗、新需求，才真正有可能為王。